一如其他所有感受，人类的正义感也是从远古演进而来。几百万年的演进过程，形成了人类的道德，很适合处理在小型狩猎采集部落中的各种社交和伦理问题。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猎，我抓到一头鹿，而你空手而返，我该与你分享猎物吗？如果你去采蘑菇，满载而归，但光是因为我比你强壮，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都抢走吗？如果我知道你打算暗杀我，我可以先发制人，在暗夜里一刀划过你的喉咙吗？

如果光看表面，人类虽然从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丛林，情况似乎也没什么改变。有人可能会认为，我们今天面临像是叙利亚内战、全球不平等、全球暖化等问题，但都只是过去的老问题规模放大而已。然而那只是一种错觉。规模本身就是个问题，而且从正义的观点（一如其他许多观点），人类已经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世界。

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实现正义？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价值观。二十一世纪的公民，无论是有宗教信仰或相信世俗主义，都抱持许多价值观。真正的问题是：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里，实现这些价值观？这其实是个数字问题。长久演进而为狩猎采集者，所建构出的正义感，应付的是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、几十个人的生活问题。如果要把这套正义感，应用到各大洲几百万人之间，我们的道德感就只能当机故障。

想要追求正义，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价值观，还必须能够明确掌握因果关系。如果你去采蘑菇，要喂养小孩，我却用暴力把整篮蘑菇抢走，这意味你的一切辛劳将付诸流水，你的孩子必得挨饿入睡，而这当然是不公平的。这件事的因果关系很清楚，也很容易理解。但不幸的是，现代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项特点：因果关系高度分化且复杂。例如，我可能就是静静待在家里，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，但对左翼运动人士来说，我完全就是以色列军队及西岸屯垦区殖民者的共谋。在社会主义者眼里，我过著舒适的生活，是因为我也共同奴役了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童工。动物福利提倡者告诉我，我的生活交织著史上最丑恶的犯罪事件：绑架了几十亿只家禽家畜，进行大规模的屠戮剥削！

这一切真的都该怪我吗？这实在很难说。我现在的生存，需要依赖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经关系网络，而且全球因果关系盘根错节，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变得难以回答，例如：我的午餐来自哪里、是谁制作了我穿的鞋，或是退休基金正拿著我的钱在做什么投资。

如果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，会很清楚自己的午餐从哪儿来（自己采集的）、谁做了她的鹿皮鞋（神秘人正睡在二十公尺外）、自己的退休基金又在做什么（正在泥地里玩呢。那个时候，人类只有一种退休基金，叫做“孩子”）。

比起那位狩猎采集者，我实在无知太多了。我可能要经过多年研究，才会发现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，偷偷把武器卖给地球另一边某个躲在幕后的独裁者。但在我投入时间找出这个事实的同时，却可能会错过更重要的一些发现，例如我晚餐吃了蛋，但那些生蛋的鸡现在怎么了？

目前整个社会体系架构的方式，让那些不去费力了解事实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，而想要努力了解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。如果全球经济体系就是不断以我的名义、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我的钱，我该如何避免？不管你是要以结果来判断行为是否正义（偷窃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会让受害者痛苦），又或觉得结果并不重要、该从“无上义务”（categorical duty，或称“定然责任”）来判断（偷窃是错误的，因为上帝这样说），都不会让情况有所不同。

这里的问题，就是在于情况已经变得太过复杂，我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

过去订出要人“不可偷盗”这项诫命的时候，所谓的偷盗，指的是用你自己的手，去实际拿走某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然而到了现在，如果要讨论盗窃，真正重要的问题所谈的，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。

举例来说，假设我投资了一万美元，购买某家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，每年得到5%的投资获利。这家公司获利极高，但原因是该公司躲避了外部成本，直接把有毒废弃物排入附近河流，完全不顾对当地供水、公共卫生或野生生态可能有何影响。该公司财大气粗，请了一大批律师，保护该公司不必担心被告上法庭要求赔偿，甚至还聘用政治说客，阻挡任何强化环保法规的意图。

我们可以指控这家公司“偷了一条河”吗？我的角色又如何？我从来没闯入任何人的家里，也从来没有从任何人的钱包里拿钱。我并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如何获利，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资组合里有这家公司。那麽，我也犯了偷窃罪吗？如果我们就是无法得知所有相关的事实，该怎样才能说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？

我们可以用“意图的道德性”这样的概念，来回避这类问题：重要的是我的意图，而不是我的实际行为或造成的结果。但在这个一切都紧紧相连的世界上，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其实就是：人必须去“知道”各种事。

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，不仅是出于仇恨和贪婪，更是出于无知和冷漠。美丽迷人的英国淑女，虽然从未前去非洲或加勒比海，但透过购买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，就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取得资金。接著，淑女在大约下午四点喝著下午茶，加入雪白的方糖，让茶更为香甜，但这些方糖产于环境如地狱般的奴隶庄园，而她们当然也是一无所知。

在1930年代后期的德国，地方邮局经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，不但很照顾手下的福利，而且如果有人的包裹遗失，他还会亲自帮忙找。他总是第一个上班、最后一个下班，就算刮起暴风雪，他也会确保邮件准时送达。但令人感叹，这样的效率和体贴，正是纳粹德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细胞，不论是种族歧视的政治宣传品、国防军的招募要求，又或下达地方盖世太保的残酷命令，都因此而飞速传达。对于那些不去真诚求知的人，他们的意图就可说是有了缺陷。

然而，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是“真诚求知”？每个国家的邮务人员，难道都该打开所送的邮件，如果发现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品，就辞职或起身反抗？

现在回头看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，很容易就能对其中的道德下定论，但这是因为：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因果关系链是如何串起。要不是有这样的后见之明，或许就难有这样的道德定论。但令人痛苦的事实是：对于仍停留在狩猎采集者时期的人脑来说，世界已经变得太复杂了。

所以我们该放弃了吗？人类会不会就是无法理解真相、不可能追求正义公平？我们是否已经正式进入后真相时代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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